昆明“一二·一”惨案引发的学潮，是战后首次政治性学潮。它既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学生运动的结果，又给了中共在学运相对沉寂的情况下发动学生之机会。中共以收复区学生“反甄审”运动和后方学生反内战运动相配合，基本恢复了其领导的学生运动之势头，而国民党则以内战责任者的负面形象广受社会各界的批评。国民党内一些身处学校第一线的官员过后对军政人员之鲁莽行事不无抱怨。西南联大常委傅斯年认为，“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此等惨案有政治作用者岂有不充分利用之理”。身历其事的西南联大国民党党团负责人、三青团中央干事姚从吾认为，云南军政当局“热心有余，见识太差”，“指挥既不统一，见识又甚卑陋，实在没有政党的组织，也没有政治斗争的能力，就这次的学潮而说，C.P.（中共）可能完全胜利了！”无论如何，青年学生死伤于光天化日下的惨剧，国民党当局总难辞其咎。为了缓和社会各界的压力，12月10日，国民党当局以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徵“负地方治安职责，究属防范欠周虑，以致学生竟有死伤”为由，将其停职议处，由霍揆彰代理其职务，后又将云南省党部主委李宗黄调离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