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复古文学思潮风靡全国的时候，嘉靖、万历年间还兴起了几个浪漫主义的文学流派，即唐宋派、公安派与竟陵派。他们反对文学复古主义，主张“直抒胸臆”、“独抒性灵”，猛烈抨击程朱理学和封建礼教，追求主体精神的独立、个性的解放。他们虽然也创造出一些反映社会真实情况的作品，但就多数而言则是一味追求自我解脱，并不关心社会生活，远离人民大众的需要。而且他们的审美理想和思想观念同样存在很大的局限，公安派、竟陵派作家的创作仍以古典诗文为主要形式，越是到后期越是向复古派靠拢。因此，他们的创作虽然对推动主体意识的觉醒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样也未能挽救正统文学的颓势。于是，古典诗文便日趋没落，失去文学主流的地位，逐渐为小说、戏曲等市民文艺所超越。
中国的小说、戏曲起源很早，到了明代已经发展成熟。但是，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它一直被排除在文学之林外面，只有经史诗文才被视为正统。就是在小说、戏曲渐渐兴起的宋、元时期，这种观念也仍然没有改变。因此，元末明初产生的两部杰出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便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加上明初统治者的文化专制，它们都没有得到广泛的流传。嘉靖、万历年间，异端思想的杰出代表李贽，开始打破传统的旧观念，对小说、戏曲以及民间歌谣之类通俗文学重新进行评价，充分肯定它们的文学价值，说：“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40]还说：“《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41]他还将《水浒传》这部被统治者视为诲盗的小说称作是最有社会价值的“发愤之所作”[42]，并亲自为之作了评点。在李贽的影响之下，公安派的领袖人物袁宏道也极其重视小说、戏曲、民歌等市民文艺，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情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43]他甚至称《水浒传》、《金瓶梅》为“逸典”[44]，将它们与《六经》、《离骚》、《史记》并列书架，加以研读欣赏。由于他们的肯定与宣传，小说、戏曲等市民文艺的价值逐渐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重视。此时，正值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工商业城镇非常繁盛的时期，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又正符合广大市民阶层精神生活的需要，受到他们的喜爱和欢迎，加上印刷技术的进步和书坊的发展，又便于通俗文学的传播，因此它们便迅速地繁荣起来，进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代。